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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吴玉章

时间:2012-12-18  来源:校档案馆<故事伟德>     作者: 
 
  吴玉章,原名永珊,字树人,1878年12月30日出生于四川省荣县双石乡蔡家堰。他是中国共产党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杰出的教育家。四川,既是生育他的故土,也是他一生从事革命事业的主要活动基地。他的生活和斗争历程,正如他60寿辰时,党中央的祝词中所说的,“是近几十年里一部活的中国革命史的缩影”。
 
  (一)
 
  吴玉章的少年时代主要是在家乡荣县度过的。父母去世较早,靠兄嫂抚养成人。6岁开始读书,13岁到23岁的10年里,先后就读于成都尊经学院,自贡旭川学院,泸州经纬学堂等,后因不满当时腐败的学政,弃学回家。
 
  吴玉章从小就勤奋好学,特别喜欢史书。他崇拜诸葛亮、范仲淹、岳飞、文天祥等民族先贤,尤喜诵文天祥的《正气歌》和诀命词。古代贤豪的大公至诚、爱国爱民的品质,熔铸了他崇高的民族气节和深厚的爱国主义精神。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被迫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一空前未有的卖国条约,激怒了全国人民,也使少年时代的吴玉章痛心疾首,心中沸涌着不可遏止的救国献身的激情。
 
  那时,中国面临着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危险。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变法维新学说广为流行。甲午战前,吴玉章头脑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传统的忠孝节义思想。甲午战争之后,他从新书报中读到了康梁变法维新的言论,思想发生了变化。尽管他处在荣县乡下,却非常热心新学。每当他二哥从外地寄来一些新书时,他就兴奋不已,到处宣传。他认为中国可以由此得救了。他的言行遭到守旧分子的非议,讥讽他为“时务大家”。不久,变法维新运动在顽固派的残酷镇压下失败了。血的事实教育了吴玉章,使他领悟到:在中国,改良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必须寻找新的道路救亡图存。
 
   怀着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的热望,1903年3月,吴玉章离开故乡,扬帆东渡,去日本留学。当船过三峡时,吴玉章感时抚事,写下了一首慷慨沉郁的述怀诗:
 
   不辞艰险出夔门,救国图强一片心。
 
  莫谓东方皆落后,亚洲崛起有黄人。
 
  吴玉章到日本后,就如饥似渴地“吞咽”各种新学问,新学说,并参加了一系列爱国学生运动,成为四川留日学生中的积极分子。这时他读了邹容的《革命军》,看了欧洲各国革命史等新书刊,决意放弃康梁的改良主义学说,接受反清和天赋人权的民主革命思想。1906年,他加入了同盟会,决心追随孙中山进行革命。
 
  (二)
 
  1911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四川等地的保路风潮却声势浩大。孙中山十分注意四川的革命活动。他认为“扬子江流域将为中国革命必争之地,而四川位居于长江上游,更应及早图之”。这年6月,吴玉章奉同盟会之命到四川工作,以领导即将展开的保路斗争。
 
  辛亥(1911)之年,吴玉章回到了家乡,正好碰上同盟会龙鸡剑、王天杰带领保路同志军去攻打成都。龙鸣剑一见他就说:“你回来就好了。同志会由蒲殿俊,罗纶等立宪党人领导,作不出什么好事。我们必须组织同志军,领导人民起来斗争,才有出路。我马上要上前线去,一切大计望你细心筹划吧!”荣县的同志军出发后,吴玉章毅然承担了巩固后方的全部责任。他召集各方人士的会议,揭露大地主、豪商破坏革命的阴谋,提出按租捐款的办法,以解决同志军的粮饷问题,继后又到各地讲演,开办军事训练班,训练民团,扩大队伍,支援前线。在王天杰率师回荣县后,吴玉章感到时机已成熟,宣布荣县独立,并提议由同盟会员蒲询任县知事。9月25日,在群众欢呼声中,荣县革命政权建立。吴玉章组织领导的荣县独立,是四川人民接受了同盟会的政治纲领,用武装斗争推翻清廷的革命高潮。荣县独立比武昌起义还早了半个月,它是辛亥时期由同盟会建立的第一个县政权,至此,荣县成为东南路同志军反清武装斗争的中心。
 
  荣县独立后,井研、仁寿、威远等县也相继反正独立。此时,清廷的盐务巡防军和端方带领入川的鄂军准备会师围剿同志军,一时间形势危急。当吴玉章得知鄂军中有许多革命党人时,便鼓励同志军坚守待援。11月21日,吴玉章冒险去自流井和当地革命党人计议之后,又连夜赶赴内江,藏身于喻培伦烈士家中。第二天与鄂军的革命党人接上头,约定他们在资州(现资中县)杀端方,内江革命党人随即起义。11月25日,端方在资州被杀,内江知县和巡防军闻风而逃,吴玉章等决定立即起义,宣布内江独立。
 
  内江独立后,吴玉章被推举为行政部长。这时,成都方面派人来约吴玉章共同策划起义,重庆方面也邀他速去“蜀军政府”工作,与此同时,武昌起义已成功。吴玉章为了和领导全国革命的总机关取得联系,便赶赴南京。途经重庆时,还主持了军政府的军事裁判会,协助整顿纪律。事后,吴玉章作为蜀军政府的代表赴宁沪参加了全国革命政权的筹建工作。孙中山曾高度评价四川同志会的工作。他说:“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迟一年半载的。”而吴玉章并不以此为满足。
 
  辛亥革命虽然从政体上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但革命的基本任务并未实现,尤其是袁世凯的篡权活动,使革命成果丧失,革命阵营分化。面对这种形势,吴玉章内心十分苦闷,思想上经历着苦苦求索的新过程。
 
  1912年,吴玉章在南京临时大总统府秘书处工作。不久,窃取了总统职位的袁世凯,假惺惺地要派使者入川慰问保路同志会。吴玉章是四川起义的组织者,这年7月,袁遂派他为中央政府的慰问使去成都。吴玉章借回川之机,极力宣传革命,并以留法俭学会的名义,动员了几十名青年到法国留学。其间还筹设成都少城济川公学为留法学生预备学校。他在成都期间,利用中央慰问使身份,暗中揭露袁世凯窃国的反动行径,积极采取措施,努力保卫共和,保卫辛亥革命果实。袁世凯见他仍在坚持革命活动,急电召他回京。1913年,袁世凯向国民党人举起了屠刀。孙中山决计兴兵讨袁,吴玉章参加了二次革命,活动于上海、南京等地,反袁的二次革命失败后,吴玉章因受到袁世凯明令通缉,被迫流亡法国。到了巴黎后,他改变了过去留日时学理工科的决定,因为辛亥革命的失败,使他深刻认识到在一个政治黑暗腐败的国家,是不可能振兴实业的,于是转而攻读政治经济学,幻想通过对西方社会学说的研究,寻求一条拯救中国的道路。
 
  1917年,孙中山组织了护法运动,并在广州成立了军政府。吴玉章回国以后被派作四川省的代表,去南方参加护法运动。由于军政府依靠的南方小军阀与北洋军阀勾结,排挤孙中山,使孙中山愤而离粤返沪。从北到南,军阀争权,人民苦不堪言。吴玉章再次陷入痛苦的思索中:革命的真正出路究竟在哪里?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爆发,强烈地震撼着古老的中华大地。吴玉章从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中看到了光明和希望。他迫切需要学习苏俄革命的经验和总结自己参加革命的教训。他先后读了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日》和一本日文《过激派》(即布尔什维克),结合自己的革命经历以及十月革命经验的启示,他认识到,要革命就要有革命的理论,就要组织布尔什维克那样的政党,走俄国人的路。为此,他曾鼓励和资助过几位学生去苏俄学习。由于对苏俄有所了解,革命活动更趋积极。
 
  1920年,南方各省掀起了反对北洋军阀武力统一的“自治运动”,而且很快波及到了四川。吴玉章认为“自治”决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但可以利用“自治”运动,作为宣传教育群众的讲台。于是他与四川革命党人一起组织和领导了四川的“自治运动”,成立了全川自治联合会。吴玉章在起草的《全川自治联合会宣言》中,提出了“建设平民政治,改造社会经济”的总目标。它强调平民政治以反对军阀专制;提出“不作工,不得食”,以反对社会寄生虫;提出“合作互助”,以改善工农生活。这个纲领,深得青年学生和工人的拥护。吴玉章利用这个公开的讲台,撰写文章和去南充、达县等地讲演,进一步阐述自治纲领中的革命道理,引起热烈的反响。
 
  1922年8月,吴玉章应邀担任了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伟德体育前身)校长。从此,他将教育纳入革命事业的轨道,锐意改革,除旧布新,取得了显著成绩。蒋南翔在《纪念我国无产阶级教育家吴玉章同志》一文中指出,“可以说吴玉章同志早在二十年代就开始按照无产阶级思想,根据中国革命的需要,探索改造旧教育,创建新教育的道路”。
 
  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是当时四川的最高学府,无论在规模、师资、图书或是校舍及其他设备方面,都居优势,特别是作为响应“五四”运动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据点,它享有很高声誉。但高师毕竟是旧中国的学校,存在着纪律松弛,课程陈腐和某些封建陋习等弊病。吴玉章出任校长之后,首先强调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师生。他明确提出的办学宗旨是:培养革命人才,“推进新思潮的扩展”,以启发学生“走俄国人的路”。他不仅亲自登台给学生讲“马克思派社会主义”等课程,还聘请有新思想的人来校任教。四川的马克思主义先驱王右木在受反动政府迫害,被无理解聘的情况下,吴玉章仍将他续聘到校任教员。当恽代英在泸州川南师范被军阀赖心辉扣押时,吴玉章立即去电保释。1923年2月,吴玉章还聘请他到校担任教育学教员,并让他在礼堂为全体师生讲“阶级斗争”课。吴玉章还赞扬恽代英,说他“是最受学生欢迎的教师,把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活动推向了一个更高的阶段”。吴玉章的这些作法开了在四川高等学府课堂上公开宣讲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先河,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吴玉章针对学校的实际,改变了中国传统学校重文轻理的积习,注意延聘学有专长的自然科学教师。他一改过去只能由“蜀学宿儒”或教育家才能担任教务主任的惯例,让曾任北大教授和曾任汉阳兵工学校校长的物理学家郭鸿銮任教务主任,以示对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重视。同时还让一些名不见经传、比较年轻、较少保守思想的新人担任科主任。从1921年到1923年,高师的教师人数由52人猛增为81人,其中自然科学教师人数比“五四”前增长更快。另外还聘请了外籍教师讲授英语、法语、西洋史等。
 
  吴玉章在高师学科安排和课程设置上作了大胆改革。按照当时教育部颁发的高师规程;成都高师应设国文、史地、英语、数理、理化、博物六部,但吴玉章来之前只有国文、英语、数理、博物四部。1923年暑假,吴玉章将国文部改为文史部,增设理化,并扩大招生规模。学科的日趋完善,为以后高师分设大学和改系打下了基础。在课程的变更上,体现了吴玉章革命的办学方针,在他审定的《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学科编制大纲》中,取消了宣扬宋明理学、封建道德的伦理课,将“经学通论”课由原来的6学时减少为2学时,增加了文学概论和文学史课程的份量,并要求国文课尽量选讲近人的作品。对理科各部课程,则注意吸收新技术、新成果,并把哲学概论、教育学列为理科学生的必修课。强调全面发展,规定体育课不及格者不得毕业。在授课方法上,更是提倡高师传统的“自学辅导主义”,引导学生“感触时代之思潮”,阅读进步书刊,鼓励学生独立思考。
 
  吴玉章曾留学日本、法国,考察过欧洲许多学校,深知学习和借鉴国内外先进文化和新式教育的重要,他指出:必须“出洋研究精深之术”,“为国家教育前途储备人才”。1922年11月,他派教员邓胥功去美国留学,同时考察欧美的教育发展情况和教育制度。派教员出国深造,这在高师历史上是第一次,在四川地区高等学校中更是绝无仅有的。此外,他还“仿照京鄂各高师办法,于三年级毕业前派员率赴日本及长江各地考察教育”。在高师,这样的考察活动共组织了两次,收到了良好的效果。1923年10月,吴玉章致四川省长公署的公函中谈到,“各生考察回川,学业增进,服务成绩愈益优良”。
 
     在他任职期间,除保护四川省学生联合会、“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等组织在校内活动外,还积极倡导学生进行社会实践活动。一方面鼓励学生走出校门,深入工厂、农村,宣传革命真理,鼓吹社会主义思想,在实践中经受锻炼;另一方面,注重学生的业务实践,在高年级中实行学生轮流示范讲授制。理科学生除重视实验外,还组织课外的各种参观、实习活动。为发展学生的业余爱好,扩大知识面,吴玉章支持学生按学科特点组织各类学会,开展学术交流。
 
     1924年3月,由于军阀混战,吴玉章高师校长的职务被解除,但他在成都高师的改革却影响深远。35年后,他在《回忆“五四”时期我的思想转变》一文中,深情地总结了他在高师的改革:“经过一番整顿,学校面貌大大改观,师生员工团结得很紧密,树立了一种崭新的学风。同学们有秩序、有朝气,追求知识,孜孜不倦,议论政治,意气焕发,成都高师成了进步势力的大本营。”
 
     在从事革命活动中,吴玉章、杨闇公等人迫切感到有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的必要。1924年1月12日,在吴玉章等人的组织下,秘密成立了“中国Y·C团”(中国青年共产党)作为领导革命斗争的机构,并发行《赤心评论》作为机关刊物。“中国Y·C团”的创建,是吴玉章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的一个重要标志。1925年4月,吴玉章在四川军阀的通缉下到了北京,见到了原是他的学生、当时是中共北京机关领导人之一的赵世炎。赵世炎向他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政治纲领以及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情况。他听了非常高兴,即由赵世炎等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与此同时,去信给四川,取消了“中国青年共产党”。
 
  经过了近半个世纪的奋斗和探索,在马列主义理论传入中国并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历史条件下,吴玉章在斗争中完成了个人思想上的革命转变,从一个急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发展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从此,他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争取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胜利,为共产主义事业而斗争。
 
  (三)
 
  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但他留下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造就了国共合作共同推进革命的政治局面。吴玉章入党后,党中央考虑到他同国民党的历史关系,决定让他留在国民党内,以便作统一战线工作。当时国民党组织涣散,亟需整顿,吴玉章提议从基层做起,并希望先把四川的国民党整顿好。这时四川国民党组织内的顽固分子受国民党右派的唆使,为抵制吴玉章的到来,匆忙地成立了国民党重庆市党部,想使吴玉章来川后无从插手。1925年8月,吴玉章抵渝后立即提出了整顿方案,随即改组临时省执委会,拟具了各市、县党务计划。吴玉章在共产党的领导和群众的支持下,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就办起了重庆中法学校,为革命培养了一批干部,接着整顿健全了国民党各重要县、市的党部,并将省党部迁到了莲花池新址。10月底,选出了出席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在选出的代表中,共产党员占多数。11月,吴玉章等作为四川省出席“二大”的代表前往广州。1926年元旦,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吴玉章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二大”结束后,他又回川继续整顿国民党组织,以策应即将开始的北伐。
 
     1927年,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革命统一战线破裂。吴玉章按照党中央的指示,转入了革命的武装斗争。随着形势的日益恶化,吴玉章不便留在国内工作,党决定让他去苏联学习。吴玉章在苏联一直呆到1935年,其间曾几易工作。但无论是作学员或是工作、任教,他始终如饥似渴地攻读马列著作,积极从事革命工作。“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由于国际国内形势发展的需要,党又派吴玉章去法国巴黎扩大发行正在出版的《救国报》。为了使欧洲人民真实地了解中国形势,同时也为了促进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斗争,吴玉章不辞辛劳,奔走于法国、英国、西班牙,参加各种集会,积极发表演说,并将讲演稿汇编成《中国能战胜日本》的小册子,在欧洲广为散发,他的实际行动,争取了国际上对我民族解放战争的广泛同情和有力支持。
 
     1938年春,吴玉章与儿子震寰一起回国后,便在周恩来、董必武领导下进行工作,并被我党提名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6月,吴玉章回到了久别的故乡——四川荣县。由于他已是政治活动家和国际知名人士,回川沿途受到盛大的欢迎,各种欢迎宴会应接不暇。报馆、电台都请他发表广播演说。吴玉章无论在任何场合下,都以鲜明的立场、坦诚的态度,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战必胜的道理。这时,国民党反动派也企图拉拢吴玉章。夜他回川前夕,国民党中央社突发电讯,说什么国民党监察委员会作出决定:“恢复毛泽东、周恩来和吴玉章等人的国民党党籍”。根据中共的指示,吴玉章一到重庆即向报界负责人声明:国民党决议不能接受:一、两党合作关系是否恢复到民国13年之办法,并未商定;二、事前未通知我们与征求我党中央及我们的意见,三、在这恢复党籍的名单中,还有张国焘、陈独秀等已为我党开除的人,更是不能容忍。要求各报将周恩来等7人的严正声明刊出。吴玉章的行动,使国民党方面乱了阵脚,忙让张继出面,急请各报缓登,并专访吴玉章,承认错误。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不得不间接声明取消此案。事后,蒋介石又在重庆召开第二次参政会期间,亲邀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等“恳谈”,提出希望他们回到国民党里作“强有力的骨干”。蒋的“溶共”谬论遭到中共代表的严正驳斥。但蒋介石还不罢休,特别对吴玉章说:“你是老同盟会员,国民党的老前辈,还是回到国民党里来吧!”吴玉章当即郑重宣布:“我坚信共产主义,决不动摇。如果二三其德,毫无气节,你也会看不起吧!”
 
     1938年,吴玉章去延安参加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后来他到了陕甘宁边区,担负着繁重的文化教育方面的各种领导工作。1940年1月15日,党中央为表彰吴玉章的革命功绩,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为庆祝他的六十寿辰,补行了一次宴会。当时在延安的知名人士纷纷前来祝贺,毛泽东还亲临祝酒,对吴玉章的革命功绩给予很高的评价,特别赞扬了他“对于革命由坚持性”。此后,尽管吴玉章年高体弱,仍参加了延安的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玩弄反革命的两手,一方面放出和平烟幕,答应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一方面积极准备内战。1945年12月16日,吴玉章作为中共派出的政协代表,在周恩来率领下,赴重庆参加政协会议。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中共代表团也要迁移,党中央决定在重庆成立中共四川省委,并由吴玉章任四川省委书记,王维舟为副书记。为了争取中共四川省委的合法地位,吴玉章各方活动,并利用冯玉祥召开张自忠殉国纪念会,用省委的名义送了一幅挽联:“已使日寇灭亡,忠魂可慰;再令生灵涂炭,民命何堪!”各报纸纷纷加以报道。这就抨击了国民党发动内战的罪恶行径,又为省委的公开争得了事实上的合法地位。
 
     随着国民党内战步伐的加快,时局日趋险恶,中共四川省委疏散了王维舟等一大批同志。以吴玉章为首的省委仍留在重庆坚持斗争。7月11日和15日,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先后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为了反击国民党的反动气焰,四川省委利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劝张群领衔发起了一个隆重的追悼会。吴玉章领导下的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高举着和平民主、独立解放的正义旗帜,传播革命真理,激励人民斗争。1946年6月,四川省委在重庆发动了一次极其广泛的反内战签名运动,参加签名的达三千多人。11月,蒋介石召开伪国大。为了孤立敌人,省委联络民主人士张澜等进行抵制和斗争。为了进一步鼓舞同志们的斗志,吴玉章于1947年1月11日《新华日报》成立9周年时,举行了一次盛大的纪念会,他还为日报题词:“千万人民—的正义呼声,胜过独裁者的百万雄兵”。在白色恐怖紧张万分的日子里,为应付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吴玉章感到对干部加强革命气节教育的必要性。于是将毛泽东的一些文章和党中央若干文件汇编成《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小册子,发给大家学习。吴玉章的言传身教,鼓励了省委和报社的同志们,他们信心百倍地准备迎接最残酷的斗争。1947年2月27日深夜,反动军譬包围了《新华日报》馆和中共在重庆的公开机关,拘留了所有人员。在这严重的危难时刻,吴玉章为了维护党的荣誉和保护同志们的安全,挺身而出,冲破特务的阻拦,与大家一起战斗。在同志们的英勇斗争和广大人民的支持下,经我党多方交涉,吴玉章和全体在渝人员,于3月上旬胜利返回延安。事后,为表达对国民党的愤慨和凯旋归来的喜悦,吴玉章赋诗一首:
 
     坚持党命驻渝州,日报宣传争自由。
 
     剥开画皮人称快,抗议美兵众同仇。
 
     出动军警真无理,视同囚犯岂甘休。
 
     多承周董英明教,全师而退作新谋。
 
     1948年,为迎接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和建设新中国,中央决定成立华北大学,任命吴玉章为校长。北平解放后,吴玉章又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年事巳高的吴玉章向中央表示:自己非常乐意从事教育工作,愿为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培养社会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人才而竭尽全力。
 
  吴玉章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革命以至社会主义革命,他始终执著地追求真理,捍卫真理,坚定不移地站在时代的前列,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春蚕到死丝方尽,人至期颐亦不休。一息尚存需努力,留作青年好范畴”。吴老这首自勉诗,既是他一生为革命鞠躬尽瘁的真实写照,也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崇高的献身精神和情操。
 
  参考书目:
 
 《四川党史人物传》第一卷。
 《中国党史人物传》第十卷。
 《四川保路风云录》。
 《吴玉章回忆录》。
 《伟德体育校史稿》。
 《辛亥革命》,陈旭麓薯。
 《辛亥革命回忆录》。
 《我所认识的蒋介石》,冯玉祥著。
 《新中华报》1940年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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